Londo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Group

LCSFG is a community for people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science and speculative fiction (SF).

"The Language Sheath" /《语膜》(2020) by Regina Kanyu Wang/ 王侃瑜
Translated by Emily Jin and Regina Kanyu Wang (2020)

Our reading for May 2020

Story Summary

'The Language Sheath' tak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n in-ear automatic translation system built to dissolve language barriers, and even nurture minority languages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When a teacher becomes the sole language localisation model for the Kemorean language, she hopes to dispel her teenager's reluctance to speak his mother tongue. However, linguistic precision turns into obsessive perfectionism, as unsettling trauma defines a wholl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 'mother tongue'.

Regina Kanyu Wang compounds globalised language supremacy with a compelling narrative, that shows how deeply frustrating and isolating misinterpretation can be.

The Language Sheath book cover 'The Language Sheath' can be found in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larkesworld issue 164, published on May 1, 2020 here. (CW: self-harm, alcoholism).

The author

Regina Kanyu Wang is a bilingual writer from Shanghai who write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he is a contracted writer of Shanghai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a winner of Xingyun Award for Global Chinese SF. Her writing can be found both in literary and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s, as well as various anthologies around the world. She has published a story collection, Of Cloud and Mist 2.2, with a second one, The Seafood Restaurant forthcoming.

The translators

This story was translated by both Regina Kanyu Wang and Emily Jin.

Emily Jin is a translator of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and the other way around. She graduated from Wellesley College, Massachusetts in 2017, and she is currently pursuing a PhD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t Yale University. She is one of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Clarkesworld-Storycom collaborative project on publish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研讨回顾

《语膜》:语言的围城与世界的割裂

(via our WeChat)

相信所有语言专业的朋友们都多多少少听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新的语言是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当初老吕刚进英语系的时候,总觉得类似的观点是老师们让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术,给我们勾勒一个像“新世界”这样虚无缥缈的大饼,顺便给我们提升点信心,将来等逢年过节亲戚朋友问起来说“你们学这些英语有什么用”的时候,好有点虚张声势的词句能怼回去。好在老吕的亲戚朋友们都十分通情达理,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到后来,老吕渐渐接触到了更多翻译学的理论和实例,像梁实秋与朱生豪笔下各具特色的莎士比亚,傅雷先生的经典开头“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还有本科毕业论文里稍有了解的译者主体性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通过这些,我逐渐感受到,翻译从来都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中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同义转换,而是我们捧着某样东西,某样文学作品,哲学观点,亦或是应用层面上的日常对话或商务表达,去到那个看上去虚无缥缈的“新世界”之中,交换某样类似的东西回来。

这个过程显然并不容易,而正因为此,故事中的“巴别”公司希望用“语膜”这项技术来代替人们完成这个过程。在这里,主人公伊莎是为柯莫语老师,代表了最为标准的柯莫语语言习惯和语法规则。但她同时也在担忧,外来语言正一步步蚕食着柯莫语以及柯莫文化的生存空间,希望能够“为保护柯莫语尽一点力,用语膜挖出一条护城河,挡住外来语言的入侵。”事实似乎也如她所料,通过大量收集伊莎的日常“语料”,语膜可以将其他语言翻译成最正统最地道的柯莫语,而在语膜用户比例较高的地区,“学习外语的人数显著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这样一种只要花点小钱便可全世界畅通无阻的交流工具,从而放弃了对于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的理解和探究。由此一来,语膜为柯莫语构建出了一个“围城”,其所修建的“护城河”在抵御所谓外来文化的渗透的同时,也封锁了那个能够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其实除了“翻译”本身,《语膜》的叙事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可以探讨,像母子之间的代际冲突,儿子雅克所代表的“离散族裔”(Diaspora),由语言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等等,对这些关键词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后面的“研讨实录”中找到更详细的讨论,不过老吕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段对话:
从今往后,所有人听到的都将是统一后的柯莫语风格,他们将不再拥有自己的个性,经过巴别的语膜过滤,所有柯莫语都会被标准化成母亲的语言。 “这不叫篡改,是修饰,我(伊莎,母亲)所提供的只是语膜,巴别通过算法来润色柯莫语的输出,说话的内容不会有变,只是语膜让这些话更优雅动听而已。” …… “那我(雅克,儿子)说柯莫语,英语,或者别的什么语言,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你听到的都只是自己的语言,你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

在这里,伊莎的表述超越了其“母亲”的身份,蕴含了某种福柯式“规训”(Discipline)的含义。一直以来,伊莎都希望为柯莫语建立一种完美的保护膜,但这种保护膜同时也可以看作一个滤镜,剔除着那些“不完美”的表达、发音,从而使这些外来的、异质性的、不符合正统规则的符号消解在某种“同质”话语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儿子雅克说自己的母亲“不想听到异于自己的声音”,只愿意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之中。作为母亲,她试着用自己的想法塑造儿子的生活;作为“标准”柯莫语老师,她试着用“语膜”塑造其他所用人的思考方式。在她看来,“柯莫语音韵典雅古朴,就连日常对话听起来都宛若吟唱,悦耳动听却不乏力量感……这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骄傲。”但是在由语膜构建的围城中,以柯莫语为基础的“自我”不必去试着理解“他者”,世界图景也远非“巴别塔”所预言的世界大同。由于语膜的存在,我们不需要再去探索其他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不需要再接触并寻求与“他者”的对话,而是仅仅圉于由自己语言所构建的宏大叙事——这恰恰就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与殖民主义的“同一性”逻辑基础。

当然,上面这些话确有过度解读之嫌,各位看官权当是老吕画蛇添足,下面的才是这篇推送的主题:

研讨实录(略有删改)
嘉宾:作者王侃瑜Regina;译者金雪妮Emily

Mia:
谢谢侃瑜!《语膜》可以算得上是我这段时间最喜欢的故事之一,而且我也能在其中看到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儿子现在两岁半,一直都在爱尔兰和英国长大,在他今后的成长中,也肯定会如故事里刻画的那样遇到一系列身份认同问题。虽然我每天都会教他中文,不过他在疫情之前的大半年里都在幼儿园与小朋友们说英语,所以他也自然而然地把英语视为他的母语。即便他现在还很小,我有时候也能够感受到一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冲突。我显然并不像故事里的母亲那样情绪化,但在很多时候我也希望提醒他,不论他的国籍如何,在文化和基因上他终究是一个“中国人”,我也一直希望他能够讲不错的中文。事实总不会如我希望的那样顺利。每当我想和他讲中文的时候,他总是会用英语回应。比如我对他说“踢球”,他会对我说,“kick the ball”。如果我强行要求他说中文,他便会非常沮丧。在两岁半的小孩子身上,这样的冲突早已显得如此明显,我甚至都不太敢去想象这些问题在青春期的孩子们身上会变得多么尖锐。

所以我在想,在全球化之下的现代社会中,“母亲”这一角色究竟有着什么含义?从安·弗格森(Ann Ferguson)的角度来看,除了“母爱”和对孩子的照顾之外,“母亲”是不是还可以被看做某种“社会关系结构”(social positionality)的一部分?在这个结构中,不同标签下的人群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责任和义务,而每个个体的思维模式也会受到这些标签的深远影响。而作为一名“母亲”,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在有意无意地强化着这些社会标签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结构?我时不时就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儿子说中文?为什么要将他归为“中国人”的标签之下?我是不是应该允许他把自己视为说英语的国际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归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千差万别的社会身份,像“母亲”、“学者”、“学生”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都变成了这些标签和刻板印象的帮凶?

另一方面,在刻画这样一种复杂而敏感的母子关系的时候,您从哪些地方获得的这些灵感?对我自己来说,如果从没做过母亲,我就很难去想象《语膜》里描写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很好奇,这个故事是基于某些真实事情的改编还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想象?

王侃瑜:
谢谢Mia的问题和评论!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做过母亲,所以故事里对于母亲和儿子的描写基本都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虽然这里的母亲控制欲比较强,非常情绪化,甚至有些疯癫,似乎有些过度描写的嫌疑,不过这些情感冲突都有着特定的叙事目的。《语膜》中母亲的原型源自于一位瑞典语老师,我曾经和她短暂共事过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待人随和,工作认真,不过后来我们发现,她不仅有酗酒的习惯,还尝试过自杀。我们马上向她的家人反映了情况,但他们显得不太合作,她的儿子甚至拒绝到上海探望她。几年过去,这位老师的经历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直以来我都在想,是哪些事情让她的儿子和家人同她敬而远之?她就是《语膜》中母亲形象的灵感来源。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张力同我自身经历关系很大。我在上海出生,也在上海长大,所以并没有那种常规意义上“跨文化”的经历。但是,在思考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关系时,我仍能感受到某种特定语言对我们思维模式的塑造。记得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说的一般都是普通话,学校里禁止使用上海话,不然就会被扣分得不到当月表彰,而上海话只有在和家人对话的时候才会用到。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虽然我可以用上海话完成日常生活的交际需要,但在表达复杂和抽象的观点时,我的上海话水平就不太够了,需要普通话进行补充。而且,即便在讲上海话的时候,我的发音和用词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地道。所以,《语膜》中的柯莫语和英语之间的冲突就源自于我对普通话和上海话的理解。

Yen:
我很赞同侃瑜看法!之前在思考《语膜》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同“离散族裔”(Diaspora)相联系的话题,不过我后来发现,这些话题其实有着更为广泛的受众。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身的故事。我来自马来西亚,父母虽出生在中国,但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人“下南洋”在马来西亚定居,并且一直在中文学校念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成长在一个普通话家庭。不过与此同时,我从母亲那边还学到了一些客家话,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福建话,还根据香港电视节目自学了一些粤语。在我的学校里,马来语是官方语言,而英语是大家所有人都要学习的。虽然零零碎碎接触过这么多语言,但其中多数都只是交流之用,只有英语最终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维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将英语视为自己的母语。

作为所谓的“华裔”,我们家复杂的文化背景也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多困扰。即便我接触过好几种方言,但它们都相互混杂在了一起,让我至今都没能完全掌握书面表达和阅读。所以,《语膜》中儿子雅克身上体现的那种焦虑和困惑,正是我自身的感受,故事里柯莫语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也折射出我自身成长环境的含混性(hybridity)。所以我想探讨的是,作者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将“离散族裔”视为“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Emily在翻译的时候,有没有将自己视为“离散族裔”中的一部分?

金雪妮 Emily:
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和小说里的雅克一样,我之前也是一直在国际学校上学。虽然学校在北京,不过周围所有的朋友和同学日常说的都是英语,我也只有通过英语才能融入到这个圈子。但如此一来,我时常觉得自己被夹在了两种文化之间,所以《语膜》里大家读到的“离散族裔”元素,不如看作一种疏离感,一种摇摆于不同思维方式之间所产生的困扰。我需要经常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做选择,去适应当下的语境和氛围。 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语膜》的英文版是我和作者共同完成的,在处理人物感情上我们也非常小心,试着去表达母亲在保留柯莫语“纯粹感”时所感受到的压力,试着去强调儿子在面对陌生的柯莫语环境时所承担的痛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由于“语膜”技术的存在,儿子所面对的“母语”环境,正是母亲自身的语言,作者在这里的双关正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在翻译过程中,我也回想了我自身的经历,以及那种不停在两种文化语境中来回跳跃所产生的焦虑。由于语言上的含混性,不论英语还是中文有时都不能完全表达我自己的情绪,这其实不仅仅是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更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侃瑜在构建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出色地把握住了这种含混性,虽然雅克一直在尝试学习柯莫语,但他象征“母语”的母亲却从未满意。自始至终,类似雅克的“非母语”个体都没能融入到主流的柯莫文化中,而个体因此产生的疏离,正是《语膜》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中都能得到共鸣的原因。 所以,翻译这个故事的过程本身也不太容易。作为译者,我不仅需要向作者提出语言层面上的建议,还需要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在保留作者声音的基础上,丰富故事所蕴含的情感和冲突。我们将翻译的过程视为《语膜》这个故事的二次创作,而不仅仅是将中文转换成英文。

王侃瑜:
在我去年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并没有把“离散族裔”这个概念单独拎出来加以强调。当时我去了好多地方出差,在北京、香港甚至芬兰、美国都呆过一段时间,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其实就是在纽黑文和纽约与Emily一同住在酒店时写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自己也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相互切换,有的时候需要讲中文,有些时候则需要说英语,虽然我并不能算作“离散族裔”中的一员,不过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也确实能够感受到“离散族裔”游离于不同文化背景时所感受到的焦虑。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并不像Emily那样中文英语都是母语水平,但在用这两种语言表述自我的时候,我却能够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质。说英文的我更加开放勇敢,而说中文的我有时候会略微显得保守羞涩。 《语膜》中的儿子雅克就有我自己的影子,在他尝试讲柯莫语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局促与不知所措的感觉,而说英语的他则更加莽撞、冲动。这也是我在故事中有意向大家呈现的概念。2013年,我去赫尔辛基参加了一个暑期学校,有门课讲的就是不同的语言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表达。当时我们做了几次采访,受访者都是在芬兰生活,却以西班牙语等拉丁语系语言为母语的朋友。众所周知,拉丁文化以其热情奔放著称,而芬兰文化却经常被视为世界上最冷漠的文化之一。所以,这些朋友初到芬兰时,都需要很久的适应期,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芬兰文化之后,他们在说母语的时候,在性格上仍然会显示出与平日截然不同的特点。

Angela:
Yen刚才的问题我也能感同身受。我刚看到这个故事时,第一反应也是联想到了我自身“离散族裔”的身份。不过刚才听到大家的讨论,我发现《语膜》同样表现了某些小众或濒危语言在当下的困境,这也引出了一些语言学习方面的话题。今天来参加讨论的朋友都来自不同的语言背景,在学习新的语言时,我们偶尔会产生某种负罪感,尤其是在我们的学习进度并没有达到自己或他人的期望的时候,这种负罪感在故事中主要体现在母亲与儿子的冲突中,儿子努力学习柯莫语之后仍不能达到母亲的要求,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由此产生的压力。同时,儿子对英语的学习则是一种对话语权的争夺。他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经营自己的社交圈子,从而构建自身的主体性。那么,作者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语言学习对个体的影响?

王侃瑜: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并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就学习英语来说,我们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开始上英语课了。一直以来我的英语成绩还不错,当然还有一些同学会显示出对英语的抗拒。更为常见的现象是,很多人即便英语考试的分数很高,他们仍然不能够真正使用英语进行日常的交流,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一般用“哑巴英语”来概括这一现象。虽然很多中国学生已经学习了十多年的英语,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哑巴英语的困扰。我不清楚他们心里会不会产生Angela刚才提到的负罪感,但清楚的是,即便他们对于语法的掌握理论上能够允许他们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也缺少一种“表达”的信心,会害怕犯错。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老师们会特别在意学生使用语言的准确性,在他们犯错时会加以批评。我们不应质疑这些批评的初衷,不过对于交流来说,最重要的是所表达的观点而非说话的形式和口音。我们在学习语言时产生的负罪感其实不完全来自于没能达到某种预期,而是缺乏足够的自信。

Michelle:
关于这种“负罪感”,我可以补充一些个人的感受。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母亲是德国人,她在我小时候也花了很多功夫教我说德语。虽然前前后后学过挺久的德语,不过就像大家刚才说的,我一直缺少自信去用德语表达自己,时常担心自己会犯不少错误被大家嘲笑。其实,如果能换个相反的出发点,我就会说,哇原来我认识这么多德语单词,知道这么多打招呼的方式!我还能听懂专门制作给德国人听的德语广播!有时候,主动去使用某种陌生语言的确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在被动接受信息方面,这些小成就和小确幸也同样能给我们带来自豪和快乐。我现在的约会对象就是个德国男生,去年圣诞去他家玩的时候,我发现我竟可以用“洋泾浜”德语与他的家人边喝啤酒边聊天,这是我目前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另外,刚才侃瑜担心《语膜》中的母亲可能会有过度描写,情绪上过于极端,我却觉得这样的描写非常合适。作为德语老师的女儿,我能够体会到那种每天都被纠正、批评的感觉是什么样子。而且小说和戏剧最核心的概念都是叙事中体现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语膜》独特的张力和生命力。

Angela: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我们还能看到一种权力关系,文化精英会自上而下地规定什么样的学习和交流方式才是正确的,而普通人常用的口语化与通俗化表达则被认为不符合语法规范。在这样遵循正统、排斥通俗的“鄙视链”中,位于顶端的精英阶层也就拥有了更为显著的话语权。另外,语言的“鄙视链”不仅仅可见于某种特定语言的不同应用方式,不同语言之间,像英语、中文,还有故事里的柯莫语,也存在着话语权的高低。所以您可不可以再和我们谈一谈,《语膜》有没有表现出对于“语言霸权”的反思?同时,科幻小说本身也是在某种“等级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受制于主流文学传统和市场规则。那么科幻叙事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是一种抵抗文化霸权的方式?

王侃瑜:
关于科幻小说和主流文学的关系,我刚开始写科幻的时候没有想特别多,似乎也没有抱着特别明确的目的,最主要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铁杆科幻粉丝。当时我还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念硕士,老师们都是像王安忆这样的主流文学作家,我们的毕业作品包含一篇三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所以,当时我希望能写一篇能受主流文学老师欣赏的科幻故事,后来起名叫《云雾》。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在不同的圈子里得到的评论很不一样。故事刚写出来,我把它分享给几个同样喜欢科幻的朋友,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成为了《科幻世界》的编辑。他们说,我应该缩减一下篇幅,加快叙事的节奏,让情节发展更紧凑一些。不过我的老师却说,这个叙事节奏还不错的呀,甚至还可以再慢一点,加一对逻辑关系,扩成一个长篇。

在毕业之后,我也继续写了不少科幻故事,投了很多杂志,我发现,来自科幻杂志与主流文学杂志的修改意见截然不同。前者要求我着重强调故事里的科幻“点子”,需要在创造力上下些功夫,需要更加突出的故事情节和快节奏的叙事;而后者并不是特别在意故事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子”,他们强调人物性格和情绪冲突。所以,主流文学需要故事走得慢一点,语言和词汇的运用需要更加出色。如此一来,一篇小说或许会被科幻杂志拒之门外,但完全可以在主流文学杂志上广受欢迎,反之亦然。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主流与科幻文化的割裂也对我造成了困扰,我需要思考我正在写的故事需要迎合哪一方的喜好。后来我逐渐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如今我在主流杂志上发了很多作品,不过如果我希望的话,我想我应该也能写出被科幻杂志所接受的故事。这里并不是说主流和科幻二者孰高孰低,而是各有特色,有着不同的美学和文化特征。

这样的差异也同时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方面,即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文学市场。在我之前的经历中,我也接触过美国的编辑和经纪人,他们体现了与国内市场不同的偏好和标准。相较之下,美国编辑更倾向于短小精悍的作品,希望故事的聚焦性更强,以此吸引读者。有些故事的情节比较发散,很多读者就会因此感到困惑,难以集中精力。其实很多中文小说的叙事都是发散性的,尤其是在主流文学当中,有好几层叙事主题,需要读者自行分析。不过这样的特点,并不能够在美国市场中获得积极的读者反馈。以《语膜》为例,在我和Emily把英文稿交到杂志社之后,我们做了很多次修改,直到最后形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版本。这里要不请Emily和大家讲讲我们具体的合作流程?

金雪妮:
我们的这次合作和我之前的翻译经历很不一样,侃瑜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深度参与,可以算是她的二次创作或自我翻译。并且,英文版的某些细节描写也同原文不尽相同,我的任务主要是在语言的角度,帮她看一看表达是否通顺流畅,符合英文的行文规范。具体来讲,侃瑜先给我看了她的故事原文,以及她自己提前完成的英文翻译。我仔细看了中英两个版本,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也问了不少问题。我们一起商量了英文版哪些部分可以保留,哪些部分需要重新再润色修改,使之更符合美国读者的期待。所以,最终的英文版与先前的中文版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这些不仅仅是我作为译者做出的修改,更是作者本人的想法。这就是侃瑜作为一位“双语”作者所具备的优势,她知道自己希望为英语读者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某些关键的地方需要做出哪些修改。

这些修改其实也不一定专门针对美国读者,而是侃瑜作为作者本人第二次完善作品的机会。从这一点出发,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时,我们也能够表现出不同的思考方式。就在我们的研讨会之前,我刚刚参加了一次中文会议,所以我也需要把自己的脑子转换过来,以合适的思路参与讨论。所以,侃瑜在翻译《语膜》时也肯定有类似的经历,她想表现的主题、情节和人物可能都会有些许的变化。这个过程里我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来观察作者如何修改自己的作品,观察作品中的哪些元素是最为核心不能乱动的,而哪些是可以根据读者的不同进行修改的。

Karen:
我对两个问题很感兴趣,第一个关于刚才故事中的母亲伊莎。《语膜》中的母亲一直都在追求完美,厌恶差错,以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给儿子说“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但同时,她也可以被视为柯莫语的“拯救者”,那么请问作者为什么要刻画这样一个角色来充当某种语言的“救世主”?

另外的问题是关于技术,我刚开始看这篇小说的时候,心中为儿子雅克打抱不平,因为我很容易就把自己代入到了故事之中,能理解年轻人在面对相似处境时的气愤。如果我自己的母亲也像伊莎那样,那我到现在多半已经疯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语膜”这项技术的确能给像柯莫语这样的小众语言带来新的机遇。故事里还在讲柯莫语的人大概有三百多万,站在经济的角度,柯莫的国内市场也只有这三百万人,所以柯莫政府推广英语,很大程度上也在试着拓宽交流渠道,扩大市场,振兴经济。“语膜”的应用使得人们不必通过学习英语才能与世界交流,他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柯莫语以及柯莫文化,所以您认为,当类似的技术某一天真的能够实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对其抱以更宽容的态度?

王侃瑜:
这两个问题其实有相通之处,有些读者喜欢母亲这个角色,认同她所感受到的情感压力,但有些人觉得她控制欲太强。同理,对于“语膜”这项技术,有人支持的同时就会有人质疑。我们先来说母亲,大家可能会觉得她的行为有时过于极端,不过实际上这是很多亚洲家庭都会遇到的困境,父母希望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经验,但不知不觉就演变成了一种“压迫”的过程,同时孩子受到父母的影响,长大之后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引导自己的孩子,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于技术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分为很多方面。对像雅克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想被其他人“代表”,但对语言本身,“语膜”这项技术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保留语言的纯正性和本真性。在国内我们经常讨论,要不要把英语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自信,当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们是不是应当鼓励他们学中文,而不是自己学英文去迎合他们?当足够强大的翻译软件出现之后,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学习其他的语言?我在这里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这是我希望读者能够和我一同思考的地方。

正如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语言肯定会随着时间不断演化,即便是故事里的柯莫语,也远非“语膜”所记录的那一种版本,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也许开发翻译软件的公司们会把这些元素考虑在内,但也许他们出于某种考虑,只记录一种“标准”版本,忽略掉个体之间的差异。

Petra:
谢谢两位的分享!我想了解的是,作者在构思故事里柯莫语的时候,有没有将中文作为模板?

王侃瑜:
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确是有意设想了一种虚构的语言,也就是柯莫语,因为如果描写现实存在的语言,可能会遇到一些争议。《语膜》中有很多涉及语言本身的探讨,但我也不能把它当做语言学的论文,所以可能做不到完全严谨。我索性就用了一招无中生有,虚构了新的语言。柯莫语和中文有很多地方不同,首先以柯莫语为母语的人口并不多,先前提到只有三百多万人,属于比较小众的语言。虽然不能说柯莫语是汉语的隐喻,但我确实思考了汉语和上海话之间的异同,并从中汲取灵感。

Hanbin:
我想了解一下作者在故事里是怎样构建母亲这一形象的。《语膜》中的母亲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控制欲很强,只愿意听到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这种极端化的描写的确增添了小说的张力,母子在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很有看点,不过有些人也可能觉得,“神经质”式的母亲会显得有些喧宾夺主,削弱了故事本身对“语膜”技术和儿子自我认知方面的刻画。请问当您在勾勒人物性格的时候,这样做有没有特殊的用意?

王侃瑜:
《语膜》中的母亲在很多传统亚洲家庭都可以取得共鸣。在为“语膜”录制语料的过程中,母亲回想起了很多已经淡忘却留下切肤之痛的记忆,最后迷失在记忆中,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我确实刻意给她添加了很多悲惨经历,尤其是她丈夫的背叛,这直接导致她对英语和外国人的厌恶甚至憎恨。同时,她将保护柯莫语视为毕生的事业,并且有着充足的理由。对她来说,“语膜”的应用不仅对她儿子,乃至对整个柯莫文化,都百利而无一害。像这样的角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很多,他们大都对自己很自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有着自洽的逻辑体系,但在其他人看来,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臆想的世界中,而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困扰浑然不觉。对于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留下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而是通过刻画某个人物,留给读者足够的诠释空间,所以不同的读者当然可以对“母亲”有着不同的解读。

Mia:
从我们刚才的讨论来看,不论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还是“语膜”在翻译领域的应用,都是在一种“现代性”的框架之下。如果你试着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那就得自学很多书,书上会教给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而这些书其实都是某个更大社会话语的一部分。同样,在学习某种语言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评判和考核标准,来帮助、强迫我们适应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的规训之中,每个人在思考时都以理性和科学为指引,而“情感”在很多时候是被忽略的。根据为数众多的社会“教条”,当母亲就要首先同孩子发展亲密关系,学语言就要首先喜欢这门语言,在这样无处不在的框架之中,理性和科学引导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思路,但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彻底放弃对其它“可能性”(alternatives)的想象和思考。